民國八年《蕪湖縣志》中關于“京都蕪湖會館”的記載

位于北京后孫公園胡同的安徽會館內景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清末民初時期徽商在北京歙縣會館的合影（資料圖片）

老會館遺存(資料圖片)

會館，創建于明初，盛行于明清時期，是中國古代科舉制度和工商業活動的產物。舊時的學子、商人或進城闖蕩的漂泊者，都可憑同鄉或同業的關系寄居在這里，最終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會館文化”。你知道誰創建了中國第一家會館嗎？此人就是安徽人俞謨。

明永樂年間建起第一家會館

明永樂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421年，明成祖把首都從南京遷到北京，不久，一家名叫“京都蕪湖會館”的公所就在皇城根下的前門外長巷上三條胡同內掛牌面世，算起來，距今已有600余年的歷史了。這是當今歷史學者們公認的目前最早的中國會館。據史料記載，會館規模在當時十分了得：東西兩院，各矗立著一株高大的香椿樹。正廳有3間，各式廂房小屋16間，沿街鋪面房屋7間，灰棚房6間。

那么，是誰創建了這被稱為中國最早的會館呢？此人是一位名叫俞謨的蕪湖人。

據史料記載，俞謨，字克端，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以選貢的身份任南京戶部主事，主管財政工作，遷都北京后轉任工部主事，掌管各項工程、工匠、屯田、水利、交通、航政等。他的父親俞季忠也因此被永樂皇帝朱棣封為承德郎，安排在北京工部營繕司內擔任主事。這時在京城內做官的蕪湖人不少。

明朝自遷都北京后，政治經濟中心北移。于是不少蕪湖商人紛至沓來，尋求俞季忠、俞謨父子等人幫助；蕪湖舉子入京會試照例要拜訪京都的蕪湖籍官員，希望他們能在食宿上提供方便；在京的一批蕪湖籍官員遠離家鄉千里之遠，也迫切需要通過聚會來祭祖敬賢或排解思鄉之憂。這就促使了經濟實力較為強大的俞謨萌生出創建公所的念頭。于是，他自掏腰包，在前門外“置旅舍數椽，并基地一塊”，建起了“京都蕪湖會館”。就這樣，中國第一家會館在不經意間誕生了。

據會館史研究專家指出，京都蕪湖會館掛牌之后，“各州縣在京官商，紛紛效仿，慷慨樂輸，京中會館如雨后春筍般興起，形成北京特有的人文景觀”。而這之后的數十年間，各省在京師紛紛以建會館為時尚。而這些會館大體有三類：一是為官紳喬寓之館；二是既為官紳又為科舉士子居住的館所；三是專門為赴科士子住讀之所。

會館到底是干啥的

應該說，北京會館的大批興建，與當時科舉制度的發展和商品經濟的繁榮有著密切的關系。

隋唐以來，封建王朝均設科考試選拔官吏，明清時尤盛。鼎盛時代“學而優則仕”之風，將各省舉子“刮”進了京城，京城的異鄉客從明代開始漸漸地多了起來。在京城舉行的三年一次的會試，各省的舉人皆可應考。會試錄取的貢士，還要參加皇帝親自策問的殿試。所以早在宋元時期，民間已有“狀元店”，是專門接待舉子的客店。明清時北京的一些民戶也出租單間客房，以供來京考試的舉子食宿，稱作“狀元吉寓”。這些店寓房金昂貴，一般貧寒的秀才是租不起的。所以舉子們迫切盼望能夠有一個初次來京即能找到的、憑借鄉誼能相互照應的同鄉住處，于是會館應運而生。

作為一種互益性的社會組織和民間的自治組織，會館可以說是“桑梓弟兄”和“異鄉骨肉”的鄉誼紐帶。而會館中川流不息的暫住人口，通過京師的文化集聚效應和政治輻射功能，有效地把本邑文化帶到了北京。據史料載，乾隆、嘉慶兩朝是北京會館發展最快的時期，至光緒年間已發展到近五百家。就是到了民國時期，北京尚存的會館還有三百家。

據史料記載，這些會館分為縣館、州（ 府） 館、省館三級，都是開放性的，對本鄉本土人士，不分貧富，都給以服務；對鄉土以外的文化，不分地域的差異，做到融合互濟，這就使會館的管理富有創新精神。這些會館，盡管規模大小不一，但它是各地域文化在京城展示的窗口和物化標志，因此許多會館不僅房屋建筑很有講究有特色，地方文化元素也有不少體現。而且，會館除招待應試的本鄉舉子之外， 還兼有聯絡旅京同鄉的作用。

因此，會館里經常會舉辦一些同鄉活動，并在逢年過節時開展各種祭祖活動，祀鄉賢、聚餐唱戲等，并且慢慢都融入了北京的飲食和戲曲、雜耍，成為知名的“北京飲食”“北京雜耍”，成為北京多元文化的組成部分。鄉人有高中“三鼎甲”( 即狀元、榜眼、探花） 的，要在會館里設宴慶賀，還要在會館門上或廳內懸掛一塊匾額以示榮耀，有的會館有宰相、狀元、榜眼、探花、翰林、進士、大學士、大司馬、大司徒、太師、總督等大小匾牌數十塊之多。

每處會館都有一部歷史，記載這些歷史的，除碑文，便是會館的楹聯、館詩、碑記、楹聯等，但都與會館的活動及名人趣事密切相關，有學者指出，這是研究中國書法、文化、名人逸事的寶貴資料。這些都為勉勵后學，為士人樹立榜樣，起到了道德教化的作用。

加強對會館遺存的保護

會館作為一種特殊類型的社會公益事業，當然需要有一定形式的管理組織。據史料記載，會館經營管理一般由旅京同鄉共同負責，但管理大權實際由同鄉中在京居官地位高、有聲望的人掌握。在館長、董事等領導下，會館的日常實際是由“長班”來進行的。長班是會館的實際“中心”人物。有的會館長班世襲，個別竟有的達五六代之久。這些人對本籍在京同鄉尤其是其中的京官、巨商等情況熟悉，對警察廳等市政管理部門熟悉，對會館的事務熟悉。

不過到了今天，大多數會館已經面目全非，但也有少數會館被當作歷史文物得以保存下來。這其中就有位于北京的“安徽會館”。

安徽會館位于北京市西城區后孫公園胡同，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據史料記載，安徽會館建于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館址原為明末清初學者孫承澤寓所“孫公園”的一部分。孫承澤是明末清初政治家、收藏家。明崇禎四年（1631年）中進士。官至刑科給事中，后退出政壇。退出政壇的孫承澤修建寓所“孫公園”。1869年，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與其兄湖廣總督李瀚章及淮軍諸將集資購得孫公園的大部分，建安徽會館，1871年落成。李鴻章曾在此接待過朝鮮使臣。

雖然后來會館被入侵的八國聯軍所占有，房屋等建筑盡遭破壞。但通過史料我們發現，會館當時建筑宏偉，為中、東、西三路三大套院，每路皆為四進，還有清式戲樓、思敬堂、藤閑吟屋、龍光燕譽堂等。會館正房文聚堂內懸掛書有皖籍中試者姓名的匾額。套院中有祭祀朱熹及歷代名臣的神樓。戲樓是中路規模最大的建筑，系舊京四大會館戲樓之一。東路為鄉賢祠，有思敬堂、奎光閣等建筑，西路為接待用房。會館內亭館廊樹俱備，屋數百間，總面積達9000多平方米。清康熙年間，洪升創作的《長生殿》曾在這里的大戲樓演出。

作為一種文化載體，會館的發展有其特殊的意義。研究會館的產生、發展和消亡的過程，不僅可以體味會館文化的意蘊，而且從中可以看出它對當時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作用。因此，我們要加強對一些會館遺存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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